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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各地大力为基层减负、规范村(社区)组织工作事务，由基层开具的证明大幅减少，但不合理开具证明的情形仍在一定程度存在。半月谈记者走访发现，一些企业和单位依然要求居民到村、社区开具“亲属关系证明”“政审证明”“贷款证明”“家庭困难证明”等。这让村、社区犯了难——开，没有政策依据，有些证明甚至还有法律、责任风险；不开，群众无法办事有意见，可能引发干群矛盾。

　　“明明有结婚证，还要开婚姻关系证明”

　　针对村、社区被迫开具五花八门证明的问题，近年来中央和地方出台相关政策文件，有效规范基层证明事项，明确提出，凡缺乏依据的证明事项，党政群机构一律不得要求村级组织出具。

　　2023年，重庆市相关部门印发涉村(社区)事项“四清单一目录”，明确规定“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办理变更事项证明”“婚姻登记档案丢失的婚姻状况证明”等5项证明为村(社区)依法出具证明事项清单，包括亲属关系证明、无犯罪记录证明、死亡证明、健在证明等32项证明不应由村(社区)出具。

　　重庆市永川区萱花路社区党委书记伍景红表示，过去基层要开具的各种证明太多，平均一天要开十几张，一年下来用章登记册是厚厚的一本，如今一个月开的证明少则几张、多则十几张，大大减轻了基层负担。

　　尽管开证明少了，但半月谈记者走访了解到，部分保险公司、银行要求居民开具的证明，让村(社区)干部犯难。“去年一位居民因办理保险业务来开婚姻关系证明，明明有结婚证，但保险公司就是要社区开证明。当时我挺生气，但居民要办事，还是开了。”西部某地一位社区党支部书记说。

　　重庆相关政策明确规定，居民办事涉及亲属关系证明的，可通过公安、民政等部门核对信息或提供户口簿、结婚证、出生医学证明等予以证明，不由村、社区开具。

　　重庆两江新区梧桐路社区党委书记袁逢娇说，一些保险公司在办理保险理赔时，要求居民到社区盖章证明投保人和受益人是什么关系，甚至是怎么受伤的。“我多次跟保险公司人员沟通，社区开不了这类证明，但对方说公司就是这样要求的。”

　　因亲属去世，部分居民需要到银行取出亲属账户内的存款。多位受访村(社区)干部说，不少银行依然要求居民到村(社区)证明“我爸是我爸”“我妈是我妈”。“有的银行不认户口本，只认社区盖章的证明。”西部某县一位社区党支部书记说，“我们社区接近1万人，只能安排人上门核查，否则我也无法确认。”

　　此外，一些单位和高校在员工入职、学生入党时，要求到村(社区)开具政审证明，也让基层头疼。“政审证明在我们开具的证明中占比较大，比如前段时间一个部门录取了一名公务员，要求他到社区开具政审证明，证明是否有违法记录、日常行为表现如何，社区哪有能力证明。”一位社区干部说。

　　不开群众意见大，开了又怕惹麻烦

　　这些“难开的证明”让基层陷入两难：相关规范性文件明确规定基层哪些证明能开、哪些不能开，对许多事情基层也无力佐证；但不开，就会影响群众办事，甚至引发矛盾。

　　“有次一位大学生因为入党来社区开政审证明，我们拿出文件说现在社区不开这种证明。她跟学校打电话，对方说必须开，她就在办事大厅哭了起来，最后还是给她开了。”一位社区党委书记说，在不违反原则的情况下，能开的证明还是尽量给居民开。

　　但有些证明开了之后，可能给基层带来法律和责任风险。上述社区党委书记说，以前有个社区因为给居民开具亲属关系证明，取走去世父亲银行里的存款，结果其兄弟就到社区闹，质问社区为何不征求其他家属意见就开了。“现在凡是这种证明，我们都要求所有子女对长辈遗产达成一致处置意见并签字画押后才开。”

　　有基层干部反映，一些居民在办理银行贷款时，银行要求村(社区)出具收入证明以证明其有还款能力。“我们无法真实了解村民经济状况，根据相关政策也不由我们开。同时，如果村民还不了贷款，银行找我们怎么办？所以这种证明我们不开。”某县一位村党支部书记说，“一位村民为此到处投诉，说我们不作为。”

　　为方便群众办事，对于一些不应开的证明，村(社区)只好模糊处理证明内容。半月谈记者了解到，一些学校、医疗机构、司法机关对于家庭困难群众有一定的帮扶或费用减免政策，但需要居民提供贫困证明。多位受访村(社区)干部表示，脱贫户各种保障救助政策是很全的，开贫困证明就意味着基层工作没干好，不开群众又有意见，村(社区)只能在证明上写“家庭收入不高、希望给予帮助支持”之类的话。

　　加强信息统筹，避免“甩锅”基层

　　在规范村(社区)开具证明事项后，为何还存在这些不应而非要社区开具的证明？受访基层干部介绍，这些规范性文件主要在党政系统内下发，党政部门要求开具的证明大幅减少，但不少企事业单位依然把相关证明作为办事的前置条件。

　　“我跟一些单位说，现在上级文件规定基层很多证明不开了，但对方说他们不知道，按照办事流程需要社区开具证明。”一位社区党委书记说。

　　受访基层组织部门干部认为，群众办事涉及面广，未在规范清单内的证明事项，群众确实有需要的，村(社区)可对能够核实的事项出具相关证明。但目前基层仍经常被要求开具无法核实的证明，一定程度上说明有的单位和部门工作作风不实，把本该自己承担的工作和责任推给基层。

　　有村(社区)干部表示，作为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村(社区)的章不是“万能章”，希望相关单位系统梳理、优化群众办事流程，减少基层不应开、无法开的证明，进一步推进“减证便民”。

　　小小证明关系群众利益，折射出工作机制和作风问题。重庆市委党校教授侯晋雄建议，一方面要完善部门间信息共享机制，加快各类证件的电子化，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凡可网络查询的，不再要求群众到村(社区)开具证明；另一方面相关单位和部门要梳理分析开具证明事项，按照相关政策该取消的要坚决取消，该自己核实的要自己核实，不要“甩锅”基层。

　　半月谈记者：周凯

　　原标题：《基层为何还在为开证明犯难？开，有风险；不开，有意见》

　　来源：半月谈微信公众号

原文发布时间：2014-12-13

2014-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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